父母拼尽全力孩子却哭诉空虚
起初，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童年一般都不完美，那么，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，为何会如此迷茫、不自信?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。但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，给他们“发现自己”的自由，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，陪他们做作业，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，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，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(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)，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，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(运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)。一句话，这些父母很“体贴”，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。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，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，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：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?是啊，我，还有无数同样的人，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，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，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，我们拼尽全力、精疲力竭，而他们长大之后，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、迷惑、焦虑。我读博士时，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，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，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，这些孩子又如何呢?
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
在美国，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，因为风险太大，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。在不同门派之间，一直剑拔弩张：亲密育儿派 VS 严格教导派，儿童中心派VS家长中心派，社会风向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不过，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：将孩子未来充满幸福感的成年人。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，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。不过，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：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。如今，光是幸福还不够，你得更幸福。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“寻求大致满足”变异为“你必须任何时候、各个方面都幸福”。“我幸福，”格雷琴·鲁宾在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写道：“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，变成一场举国运动。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?鲁宾也不确定。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：拥有绝佳的父母，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(并富有)的丈夫，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，一大帮朋友，在上东区买了豪宅，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……尽管如此，鲁宾仍不满意，“似乎缺了点什么”。为了消解“忧郁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内疚”，她开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：列出行动清单，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，不断收拾衣橱。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，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。她写道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。”接着，她揭示了所谓“成年的奥秘”之一：“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。”
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
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。“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，是很棒的一个东西，”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说，“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，只会导致灾难。”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，却适得其反。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：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，避免让他们不幸福，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?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说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临床实践中，波恩发现，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，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、焦虑或者失望。当孩子长大，面对正常的挫折，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。他说：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，刚刚倒地，还没来得及哭呢，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，抱起孩子，开始安慰。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——不仅在游乐场，而且在生活中。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，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(“噢，我跌倒了”)，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，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，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，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这些孩子上大学时，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，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。假如，当孩子被石头绊倒，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，再去安抚她的话，孩子就学习到：“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，但我现在没事儿了。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，我能自己摆平。”波恩说，多数情况下，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，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，过早伸出援手。这让我回忆起自己，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，一个箭步冲上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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